在上海，一位百岁老太太在老伴去世后，决定出售自己名下的房产，获得近3000万元的售房款。她将这笔巨款均分给了六个子女，每位哥哥姐姐得到了四百多万元，唯独最小的儿子只分到200万元。对此，小儿子不满，遂将母亲及其兄姐告上法庭，请求重新分配这笔财富。然而，老太太反驳称，小儿子早已暗地里占有一套公共租赁房，如今仍然贪心地要求多分钱，实在不合情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关于此母子之间的遗产争议，初审与复审两次法院的判决却截然不同。在二审判决宣布的那天，法院外的梧桐树叶子随风飘落。小儿子周建国呆立在台阶上，紧握着判决书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，而五位哥哥姐姐从他身边路过，无人理会。大姐周建芬回头看他一眼，嘴唇蠕动却未说话，最后默默将外套领子竖起离去。

判决书表明了明确的结果——维持一审判决，老太太的财产分配没有问题，公租房的部分算作儿子的既得利益，200万元的分配不再补足。周建国没有选择再上诉，他将判决书对折后塞入裤子口袋，坐上了那辆1998年的墨绿色桑塔纳，开车缓缓回家。

回到家中，他的母亲正坐在阳台上的藤椅上剥毛豆，腿上铺着一张旧报纸。老太太身穿灰白毛衣，袖口磨损得有些线头，她的指甲发黄，拇指侧面有着经过多年的剥豆磨出的老茧。电视正播放着家庭调解节目，声音调得十分低沉，仿佛在担心打扰到谁。

周建国把钥匙扔进鞋柜上的瓷碗里，发出一声脆响，老太太手中的动作并未停止，她又剥了两颗毛豆，才微微侧过头来问道：“吃了吗？”“法院的判决下了。”周建国站在玄关，鞋子没有换：“维持原判。”

老太太将豆荚的筋抽掉，豆子清脆地磕入碗中，“那挺好。”周建国向前走一步，将手插入裤袋，握着判决书，问道：“你那三千万的房子，哥姐们每人四百多万，我却只有两百万。爸去世时你说家里实在没有钱，因此我将公租房让给了二哥住，承诺后面再调。结果等了整整十六年。去年我去房管所查，二哥那套房的登记日期却是2003年。”

老太太稳稳地将毛豆碗放下，慢慢站起进了厨房。水龙头开得很大，流淌的水声持续响了快一分钟。她出来时手中拿着一块抹布，蹲下来擦拭茶几上的水渍，来回擦了三遍。“你的公租房比二哥那套大出十二平米。”老太太直起腰来，语气平静，“这个地段你也心知肚明。法院工作人员计算过，这分差额正好也弥补了你少拿的那两百多万。如果二哥对这一切有异议，他也可以提起诉讼。”

周建国的嘴唇紧闭。他将判决书拍在茶几上，铿锵的声音使一颗豆子滚落，跳了几下停在老太太脚边。“妈，我没跟你争房子。”周建国的声音突然柔和，听上去不像是他自己，“我在争的是你分钱时为什么单独叫我去厨房，跟我说：建国你最小，哥哥姐姐们这些年帮了你很多，你少拿一点可以吗。我当时答应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抬手摸了摸鼻子。“你当时正好在切冬瓜，刀放在案板上，手上沾了水，你擦了擦手才转身看我。那时你的眼神没有落在我身上，而在菜刀上。”

老太太静静地站着，布鞋尖碰到了那颗滚动的豆子。“那天晚上我回去，坐在沙发上抽了一整包烟。我的妻子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妈给分钱了。她问我分了多少钱，我说妈有她的难处。”周建国的声音突然停住，客厅里依旧可以听见电视的声音，主持人在说家要互相理解。

老太太弯腰捡起那颗豆子，放回碗里。她开口，语气与先前不同，缓慢而稳重：“你爸去世那年，赔偿款是二十八万。你们说缺少首付，我一分没留，全部给了你。现在你却跟我说回老家？”这句话像一块沉重的砖头砸在地上，周建国未能接下。

几秒钟的沉默，只听见厨房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。“妈知道那二十八万你拿去做什么了吗？”大姐周建芬不知何时出现，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兜橘子。她换了拖鞋走进来，将橘子放在电视柜上，却没有看她弟弟，而是直视着母亲，“那年你说要结婚买房，从妈那儿一共拿了快四十万，后来房子没买，你却说钱借给朋友周转了。那个朋友是谁？”

老太太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姐不要继续。然而，大姐并没有停下来。她脱掉外套，搭在椅背上，语气越来越坚定：“这次的分钱，我们五个私下商议过，每家拿出二十万给建国，但他必须先将公租房归还给二哥，二哥的房子小，两个孩子挤在一起快十年了。他把合同拍在桌子上，宣称这房子是他煮出来的，谁都别动。”

周建国抬起头，眼中布满黑眼圈，显得疲惫不堪，就像几夜未安睡。“大姐，你知道当年为什么是我去申请那套公租房吗？爸生前单位只分给一个房子。你当年要交师范的学费，二哥正要结婚，三姐刚下岗。没有人提起，是爸说要先照顾最小的建国。他拉着我的手在居委会填表，让我签字，说以后有办法了再给我补。我那时才十九。”

他顿了顿，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折叠得像小方块的纸，缓缓展开，那是一张泛黄的病历单，边角已经卷起。他将病历单轻轻放在茶几上，推到老太太面前。“爸走之前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四十三天，你说费用不够。那二十八万的赔偿款，第二天我就拿出来交到你手上了。”